受。「爪」與「又」皆古文「手」之形變。整個字形若一手遞物予另一手。
施與受的位置雖然模糊，（以王筠的說法，「授」就是繼「受」後出的分別文）關係倒是清楚。我謂這個倒是中國式思維的特質－－主體客體的混同。氣之清輕者為天，氣之重濁者為地。這種二元絕對的分析，只是一種想像的存在。人生存的世間，偏就在各種清輕重濁之間。儒家所云執其兩端而用其中，龐樸先生看出了「一分為三」的思惟方法，我倒視這為一種混同式思考。因為混同，邊界被羽化了。所謂的「中」，成了一道無的之箭。任何的目標都在目標之內，也在目標之外。之所以《中庸》被認為是四書中最後的讀本，應是這個緣故。在兩個點中取一平衡，很易；但在千萬個點之間，則是無從下手。而這正是生存哲學的終極關懷。《學》《論》《孟》所說是多是二元絕對的取捨。君子與小人，義與利，都是一些假想的選擇題，並不適切於現實社會。但不能否認，這是傳統道德倫理的基礎。
接受理論，創於三十年代，大盛於六七十年代。從美學推展至各門學科範圍。海德格與迦默達都為此作了論述與詮釋。其中要旨，即在於所謂的接受與否，中間充滿了無數的「預設價值」。而這些「前理解」都是建築於無數的「閱讀」所產生的「偏見」，然後它們又再被「閱讀」，「偏見」又繼續出現。這種說法，只是對接受的其中一重理解，也不妨視為一種偏見。如對《詩經》的解讀，〈毛傳〉〈鄭箋〉〈孔疏〉自成一個系統，〈朱注〉攻之，開了另一個系統。但其實都是一家之言，一種偏見。而毛鄭孔所謂的道統，其實也是隨著個人與社會的閱讀，在古人的前設下不斷轉向。
在此，我們不妨將這裡的「偏見」看作為「執中」的一種潛意義。而我們對客觀事物的閱讀或理解甚至書寫，也不過是執中的現實操作行為。我們極力避免偏見，但其實我們都知道這是不能避免。接受與否即然只是一種偏見的不斷轉向，中肯全然不存在。就此推展，我們很容易便落「絕對相對主義」的罟網之中。既沒啥接受不了，也沒啥可接受。這應是令人警戒與反省。但現實裡，似乎大家都忽略這個問題，當中大多是有意的忽略。於是我們只能在偏見裡不斷輪迴。是嗎？